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涵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样式，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新了人类学的丰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必须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4期首篇发表宋才发教授《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经济与社会发展》杂志主编陈梅云，本文责任编辑伍丹。

标准参考文献：宋才发.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经济与社会发展，2024（4）:1-7.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宋才发

一、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素是人的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之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代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形式不是凭空自发产生的，从本源方面分析来看，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它孕育于中华文明,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是通过新型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华民族才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国家的统一性和变革的有序性。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曾经是“西方经验”的代名词，经典经济现代化理论最先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罗斯托为代表构建的以“新殖民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理论，就是经典经济现代化理论创立的重要标志。资本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本能和核心，不断地形成资本的积累与增殖。因而以疯狂掠夺和残酷剥削为现代化积累原始和后续发展资本，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和本质属性。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工具理性”曾被推崇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也正是这个“工具理性”最终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向堕落，正在全面引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和根本超越，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融现代化为一体的。当下和未来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的规律性，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不要资本，更不能拒绝资本，而是必须认清资本的本性并且能够驾驭资本，实现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背道而行之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提下，焕发了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个高度凝练的科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各国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进行了新的概括、定义和科学表述。随着对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逐步缓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和外延的内容，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定的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2021年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为14.12亿人，庞大的人口数量加之民族众多、区域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疑加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在第二个百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规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在高度关注和重视提高人口数量的同时，更加高度地重视全面提升我国人口质量。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地把握我国人口发展规模和规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效仿。所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党和政府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举措。因而这里所论及的“共同富裕”，不是传统意义上“均贫富”式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全社会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面富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共同富裕涵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统一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之中。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话来说，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硬实力”，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软实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需要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实现中国现代化既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律，实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民主程度是衡量现代化水平高低的关键性指标，现代化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可靠性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在现代化所要达到和实现的主要目标当中，唯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世界上能够反映现代化本质的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因为涵盖在“人的现代化”目标要素当中，不只是物质的现代化和精神的现代化，是同时包括民主政治制度现代化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以先进生产力为基本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必备的物质基础，政治法律是维护社会发展进步的上层建筑，制度民主的本义则是“多数人的统治”。譬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源自于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最基层的群众民主实践活动，现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民主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成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这是我国在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聚焦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须臾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宪法》第三条作出了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规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密码，需要从其对现代化价值导向的矫正入手。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曲折，而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使诸多矛盾和问题得到了及时而有效地回应，试错的经验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直接借鉴，从而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善治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对中国特色民主道路和民主制度形式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极大地丰富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工具箱”，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规定了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保障。即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由《宪法》构建的比较完备的人民民主规范体系，包括国家根本任务条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款、政治参与条款和民主集中制条款等诸多法律内容。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以《宪法》为根本依归和根本遵循，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的法律化”，首先是抑或最根本的就是“民主的宪法化”，这已成为执政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主张。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引领高品质的民生建设。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这里说论及的“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者，又是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现代化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人民群众的能力素质是衡量现代化质量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和诉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动力。譬如，在我国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开创了经典阶段的儒学，其标识就是孔子“仁礼之道”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礼”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因而也就是“善”的和“美”的。孟子深刻地阐释了“仁义之道”“仁心仁政”的思想，认为实行仁政王道和国家良治，需要“以民为本”，充分表达了孟子关于个人与共同体的理想价值观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要的条件愈来愈成熟，体现为个人的道德品格与社会的“文化化”和“文明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式现代化在增强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进一步拓展政府公共服务空间和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同时，也相应地提升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舒适性、艺术审美品位和文化精神体验，为新时代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新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论述的“人的全面发展”原理，既包括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涵盖了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全面提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是不超出“人自身”的自闭的个人。被资本主义制度熏陶和“物化的个人”，本质上就是丧失了自我超越能力，沉溺于贪欲和感官刺激快感中的“人”。把这种“物化的个人”和沉溺于醉生梦死享乐主义的“人”，奉为本来意义上的“原人”，正是堕落的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依托的价值支撑。与此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统一起来，有效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存在的历史局限和弊端，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要求实现人的自主性、丰富性和自我超越性，这也就注定了它的形成是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有机统一的历史过程。“个人全面发展”终究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挥。“高质量发展”已经被确定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在普遍提升劳动者素质基础上的高质量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样式

文明形态是文明发展程度和文明成熟水平的显著标志。由于现代化是一种文明形态，因而现代化造就了人类现代文明。文明的基础和核心是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无一例外地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从来就没有所谓抽象的、超越现实的文明形态。自从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努力和追求。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现代化理论、学说和思想，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尽管由于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这些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学说和思想最终都付诸东流，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历史功绩和重要价值。《建国方略》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且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经过传承发展和推陈出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于中华文明古老的文明母体，蕴含着深厚的“中国特色”元素，既不是凭空自发地产生的，也不是受什么“外来主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论述的“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理中的“个人”，是具有历史基础和自由个性的“现实的个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绝对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现代化范式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56个民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把56个民族紧紧抱在一起的精神纽带，脱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多样性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命题，事实上意味着确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和终极追求。因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顺理成章地融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元素。从现在开始，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看别人脸色、受人侮辱的民族，也不再只是世界历史图谱中的一个具体的民族，它已经接近乃至迈进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处于人类文明发展前沿高地和聚光灯下，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了人类前行的“无人区”，需要代表人类领衔上前去“打个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勠力同心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夯实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实基础，成功地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显著标志。现代化同时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概念，“新道路”与“新形态”是内在相通相连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类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它同时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辉煌成果，是中国人民向世界贡献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表达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理念为现实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成就的深刻表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平、和谐、和睦、和美“和合文化”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苦干实干出来的。即使将来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富强起来了、国家强大起来了，也绝对不会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思想理念，与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互为朋友，互相开放贸易往来、互相开展商品贸易。中国新型现代国家通过《宪法》、法律和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执政党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实践，提供了思想引领、理论支撑和道路方向，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重大的时代引领价值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共同的关键点，就是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全体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党追求的既定目标，用劳动成果不断满足共同体全体成员对现实利益需求的方式，实现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作用的协同性。一定要充分认识和估量这种协同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价值和重大意义。我国的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待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表达。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下和未来一定要科学认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弄清楚它并非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状态，而是一个社会持续善治和持续发展的过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的各类成果的总和。中国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研究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强制中断及其传统资源的难以为继，我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不得不依赖于西式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概念。但是这种源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民族理论资源，实质上并不适合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情实际和具体实践。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思想理论资源，事实上在一定时期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有欧美情结的民族学研究权威专家，总觉得中国的文明不如西方文明优越，马克思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思想不如欧美人类学、民族学权威研究得透彻。这就是习近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批评的，有些人总是习惯于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套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民族事务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在对民族的理解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性质的超民族国家观，形成了面向人类解放的多民族国家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本质上是由一定的社会形态代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助推的结果，人类文明终究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意义的概念，文明形态总是以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况。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那天起，就自觉地担负起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趋向觉悟、觉醒与“翻身”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把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注重创新人类学的丰富内涵，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论如何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洪流，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到一个更高更新的程度。譬如，“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勤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典型的人民公仆形象，人民群众的好榜样雷锋、党员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就是其典型代表。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内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担当了“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圆梦者”等时代角色。但是“为人民谋幸福”“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始终没有改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和执政理念，源自《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突出和强化了治国理政者必须畏民重民的理念。中国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的历史，反而一直在吸收和跟进外来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和包容心态。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中国人文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催生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补充、完善和创新了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丰富内涵。

三、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

李大钊是最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理论观点。其实“复活”与“复兴”尽管用词用语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含义和主要意思却是十分相近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的“中国梦”，与李大钊当年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进化论相结合，提出“青春中华”“复兴梦想”激励青年人用青春的力量实现中华的“复活”，两者确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长远目标和发展过程来看，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能迷信自己过去的经验做法，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主义。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好自己的路。《宪法》“序言”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战略任务的如期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必然结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早就开始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和推进过程而言，唯有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唯有“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具体抓手，没有抓手就没有使劲的着力点、有时就是在“抓空”。如果只重视抓“乡村振兴”一手，忽视抓“共同富裕”一手，就会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被动格局，最终就会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重视“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这句话实质上是在告诉人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决不能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混为一谈甚至盲目地等同起来，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国的“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强国”目标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尽管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数量缺口”已经填满了，但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质量缺口”仍然很大，是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生建设的短板和重点。对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的矛盾得到缓解之后，“好不好”的矛盾就凸出变成为聚焦点，迫切要求社会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体人民立下的“社会契约”，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决定的共同富裕，既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均贫富、杀富济贫和“走回头路”那一套，共同富裕的成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靠“等、靠、要”就能够等出来的，而是通过全体人民诚实劳动苦干实干出来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美好生活，这就是当下和未来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逻辑。这也就是说，即使我国未来全面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实现了，应当看到这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来诠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不可逆转，并不是说在未来的复兴道路上，不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而是说一些外力的阻碍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总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定的实践目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理论”，包含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两个相互联系基本层面的内容。即是说社会能否实现财富有效合理的分配，关键在于财富创造和社会财富积累的状况，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为其基本条件。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积累，才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分配方式。马克思“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中的“分配公平”，就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必须共同参加社会劳动（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中的“各尽所能”），通过与劳动成果挂钩的方式参与共同分配（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中的“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实质上是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经济目标的。我国始终把着力点放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面，防止导致抑或防止出现收入分配领域的过度悬殊和两极分化，以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仍然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仍然需要继续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后富的途径，促使全体人民都实现共同富裕。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还非常有限，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充分涌流”的程度，注重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的节约利用仍然需要继续提倡，甚至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情况下，还要倡导和引导人们“过紧日子”，还只能逐步达到和满足人们对物质富裕需要的渴求。我国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接近终点的阶段，也是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富足起来之后，集中精力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阶段。新阶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统筹协调发展的整体，共同富裕体现的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包含着共同、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现代性元素。共同富裕藴含的“人民性”，重塑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56个民族人民大团结、社会大整合，重塑了国家权力的“民族性”，“人民性”和“民族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属性。从另一个方面看，共同富裕又极大的丰富了国家人口的人民性，扩大了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基础，人民“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人民就是国家’”。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全体人民进一步贯彻实施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要求和政策指向，用以增强人民平等共享的公平感。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彰显了执政党治国理政和共同富裕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得是否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成为检验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回应和解析了共同富裕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模式。

（三）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评判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后，我国基本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片河山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吞和瓜分的囊中之物。习近平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来揭示中华民族曾经遭遇的劫难。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推出救亡图存的“济世良方”“治国方略”，最终都只能是付诸东流。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奋起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守正创新”为标志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贫穷就要挨饿，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血和泪的痛苦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教训。尽管中华民族历经人世遭逢的劫难，但是中华民族仍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根本原因就在于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成为浸入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的基因，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思想上的钢铁长城，正在为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支撑、理论脚本和实践逻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象。譬如，在有些大学甚至党校的研讨会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有的课堂上“失声”“失语”，在不少教材、重要社会科学图书中“失踪”。未来必须大力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前提。国家形象历来是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我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发展要求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提供了新样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确立了行动指南，需要全体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时代文明新形态有其独特的结构和“新样态”，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结构产生了独特的文明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只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更是一种先进的和优越的文明生活模式，需要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和过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标定了人类全方位提升品质的生活状态，也为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评判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引领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型的中华文明，是党百年来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成就的深刻表征，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